推進公共衛生體系治理變革(中)-總第1311期

  時間:2020-03-15

  總第1311 

  2020310 

 推進公共衛生體系治理變革(中) 

    

  在全國合力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37,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召開“以人民健康為中心的公共衛生體系治理變革”專家網絡座談會,會議由中改院院長遲福林教授主持,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原會長宋曉梧,國家衛健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黨委書記、主任傅衛,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部長葛延風,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田雪原,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張占斌,中銀國際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長曹遠征,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薛瀾,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俞可平,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董克用等知名專家參加了座談會并發言,就推進公共衛生體系治理變革積極建言獻策。現將專家發言實錄整理如下。 

    

  人民健康至上——關于抗擊疫情中的若干重大問題 

  傅衛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引發全社會對人民健康和公共衛生工作的關注和反思。結合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有七點想法。 

  一、要做好經常性應對重大傳染病等公共衛生挑戰的準備 

  一是傳染病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危害極大。我國依然存在傳染性疾病與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并存的雙重風險。慢性病目前是影響健康的主要疾病,但是傳染病帶來的重大疫情不僅嚴重危害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而且會嚴重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穩定、對外開放和國家安全,其沖擊力和危害性巨大。 

  二是傳染病等重大疫情風險從未遠去。近30年來,全球出現新發傳染病40多種,并以每年新發1種的態勢發展,傳播范圍廣、傳播速度快、社會危害大,成為全球公共衛生的重點和難點領域。防治形勢復雜,防控難度增大。有輸入性、內生性新發傳染病、已經得到控制或消除的再流行風險,還有一些其他的群體健康損害和生物安全事件也不容忽視,如藥品、食品、疫苗、血液制品的污染等 

  因此,需要系統性的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創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提高應對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水平。 

  二、要從國家戰略的高度提升對公共衛生安全的重視 

  要以國家總體安全觀為引領,把公共衛生安全作為國家安全體系的重要內容,把重大疫情防控作為國家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重要任務,把公共衛生應急管理能力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應圍繞公共衛生安全,全面加強和完善公共衛生領域相關法律法規建設。認真評估《傳染病防治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等法律法規的修訂完善,強化配套制度建設,完善處罰程序;研究出臺國家衛生安全法和國家衛生安全戰略;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建立衛生安全相關的議事協調機制,將疫情防控中的政府部門協作、軍民融合、舉國動員、戰備狀態的做法,轉化為衛生安全治理體系的相應制度和機制。 

  三、堅持預防為主,改革完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 

  2009年啟動新醫改,歷經10年,四大體系建設中,公共衛生服務體系改革發展滯后。此次疫情防控也暴露出了疾病預防控制體系普遍存在能力不強、機制不活、動力不足等問題,傳染病監測預警和應對能力、流行病學調查和疫情分析研判能力不足,部分地區基層防治機構基礎設施(實驗室檢測能力、高安全等級醫學研究實驗室)建設滯后,公共衛生投入不足、人才流失比較嚴重等。 

  加強疾控體系改革建設和發展是重要的任務,要加強整體設計,堅持底線思維、有備無患,全面推進疾控體系現代化。一是加強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建設,改善基礎設施條件和實驗室能力,強化檢驗檢測關鍵技術能力儲備和研發;二是完善各級疾控機構的不同功能定位,加強傳染病防控標準規范制定、實驗室監測、健康管理、慢性病防控干預措施的制定和對醫療機構、基層人員的培訓、質控、指導等;三是加強公共衛生人才培養。醫學教育中公共衛生理論與實踐存在分割,臨床醫學和預防醫學交叉不夠。建立公衛醫師隊伍,提高臨床醫學技能。改革薪酬分配和激勵政策;四是建立穩定的投入保障機制和靈活的運行機制。 

  四、突出“平戰結合”,加強重大疫情救治體系 

  健全優化重大疫情救治體系,是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病死率的基礎,是成功戰勝重大疫情的關鍵。重大疫情救治體系建設應該統籌考慮平時和突發重大疫情時的雙重需要,結合常規資源和儲備力量的考慮,在區域醫療衛生規劃中完善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傳染病醫院的區域布局和床位規模;依托區域內綜合能力強的公立綜合醫院,提高建設標準,做好流程設計,預留傳染病診區和可改造的基礎條件;適度預留應急場地,加強應急儲備和日常防控演練,建設重大疫情防控救治基地。加強院前急救體系建設,完善急救車輛(包括負壓救護車)配備。 

  五、基層為重點,充分發揮基層機構和家庭醫生守門人作用 

   基層在預檢分診早期發現病人、重點人員排查、居家隔離管理、防疫技術指導、患者康復復診、健康咨詢管理、社區網格化管理等,都有著重要的作用。在此次疫情應對中作用發揮很不平衡,仍然需要大力加強。 

  一是要加強基層預檢分診、發熱門診等場所標準化建設等,同時加強社區康復、健康管理等功能區域的建設,要加強應急防護物資儲備,如應急藥品、防護用品,以及必要的救治設備等。提高傳染病防控能力,推動合理的分層、分流救治。 

  二是要強化分級診療制度建設,做實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壓實對簽約對象健康狀況及其危險因素動態掌握、及時上報等責任;推進以醫聯體、專科聯盟、醫院集團等為主的縱向整合,實現設備與技術共用共享,強化分工協作機制,探索醫防融合的有效模式和途徑。 

  三是要持續加強基層信息化建設和整合應用,發揮居民健康檔案的基礎性作用,充分利用人工智能、信息技術工具等手段,開展網格化管理、健康宣教、健康監測和跟蹤服務、隨訪服務、傳染風險評估等。 

   四是加強健康社區、健康鄉村建設。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中,社區衛生機構、社區工作者、小區保安、家庭等在控制疫情的社區擴散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要強化群防群控機制,要將基層衛生健康服務與社區公共服務和社區治理工作密切結合,協同開展環境衛生整治,建設健康環境,教育引導居民養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強自我健康管理,實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氛圍。 

  六、加強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監測預警 

  這次對疫情監測、預警發布的質疑很多,也暴露出一定的問題。由于現有傳染病監測報告系統主要監測的是確診的傳染病診斷而非早期臨床癥狀和表現,在對重大感染性疾病的預警上存在滯后性。要解決這一問題,一是打通并整合現有傳染病報告、醫療機構內感染、耐藥菌與抗菌藥物使用,以及藥品、疫苗、食品和實驗室生物安全等監測系統功能,建立滿足“癥狀監測”要求的監測預警系統,及時發現對疫情發生、流行具有重要預警意義的信息;二是強化各級各類醫療機構、疾控機構傳染病監測預警能力,健全網絡直報、輿情監測、醫療衛生人員報告、科研發現報告等多渠道疫情監測和快速反應體系,實現重大疫情風險監測預警信息數據共享,口徑一致;三是加強大數據的聯通整合、挖掘分析和評估使用,健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風險評估和預警制度,努力實現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早發現、早報告、早處置;四是加強針對管理人員、專業人員和社會公眾的重大疫情應對培訓和演練,提升應對能力。 

  七、加強公共衛生服務體系與醫療服務體系高效協同 

  目前醫療機構和疾病預防控制機構緊密結合、連續服務、有效銜接的工作模式和工作機制尚待建立;科學研究、疾病控制、臨床治療協同性不夠,數據共享及轉化應用渠道不夠通暢;專業公共衛生機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和醫院之間在業務、信息、人員等方面缺少銜接協同,存在防、控、治分離。必須加強疾病預防控制體系、重大疫情救治體系和常規的醫療服務體系的協同作用,打通全鏈條的防控救治環節。要建立醫療機構和疾病預防控制機構信息互通共享機制,提高重大公共衛生風險發現、報告、預警、響應、處置能力,完善公共衛生重大風險研判、評估、決策、防控協同機制。要完善體制機制,加強資源統籌調配與業務協同。統籌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和公共衛生服務資金使用,完善突發重特大疫情防控規范和應急救治管理辦法,健全防治結合、聯防聯控、群防群治工作機制,實現全鏈條的防控救治。 

 

  公共衛生治理現代化的幾項關鍵制度 

  俞可平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付出的代價之大,大家都希望這些代價能夠換來社會的重大進步,特別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質性進步。我從公共治理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并結合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來的問題談幾點看法。 

  中改院這次座談會把“人民健康”當作公共衛生治理體系的中心,這抓住了問題的根本和實質。我們通常把現代國家治理稱為民主治理,就是因為現代國家治理的本質要求,是把增進全體人民的公共利益作為國家治理的根本目標。任何公共治理都有四種結果,最佳的結果或者說理想狀態,就是善治。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狀態,就是所有利益相關方均從公共政策中獲益,又稱“帕累托最優”。因此,人民的公共利益是所有現代公共治理的最終合法性來源和評價標準。我們經常所說的“維護穩定”“加強領導”都不能與人民利益相比,因為作為一個人民共和國,“加強領導”和“維護穩定”歸根到底也是為了維護和增進人民的權益。人民是主體,是核心。 

  公共治理的現代化,有三個基本要素,它們缺一不可并且相輔相成。這三個要素就是人、制度和技術。推進公共衛生治理體系現代化也同樣涉及到人、制度和技術。下面我著重講急需反思和改進的幾項關鍵制度。 

  第一,反思和改進公共衛生信息發布制度 

  對任何公共治理來說,信息發布本身就非常重要,在信息化時代尤其如此。信息的發布不僅涉及到決策的科學性,在信息時代更事關公民的知情權。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機,首先源自疫情信息沒有得到及時發布,發布的信息常常不準確,而且還出現了“朝令夕改”的笑話和知情醫生“造謠示眾”的悲劇。更為嚴重的是,至今若干關鍵信息還不為公眾所知。因此,一項緊迫的任務是,必須健全完善公共衛生信息發布制度,著手制訂相應的信息發布法律,提升信息發布制度的權威性。使公共衛生信息的發布真正建立在法律的權威之上,不以人的意見為轉移。 

  第二,反思和改進公共衛生決策咨詢制度 

  現代社會是分工社會,各種專業的分工越來越細,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決策者不可能樣樣精通;現代社會也是信息社會,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社會發展變幻莫測,決策者不可能事事皆曉。健康衛生是專業性很強的行業,同時也關系到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從本次疫情暴露的問題看,一是要增強專家智庫的獨立性,不能成為決策部門的附屬機構;二是強化咨詢專家的公共責任和職業倫理,必須守住專業倫理底線;三是不能局限于單一(衛生)領域的專家,應當包括公共治理其他相關領域的專家。 

  第三,反思和改進公共衛生決策聽證制度 

  政策聽證是保證決策民主化科學化的必要制度,它可以在相當程度上保證政策的合理性,有效地避免重大的政策漏洞,不至于在政策出臺后面臨多數利益相關者的反對和抵觸。公共衛生涉及到民眾的切身利益,不僅要科學合理,而且必須有廣泛的公共參與。如果能夠就重大公共衛生決策進行聽證,那么,諸如武漢市交通管制“朝令夕改”的決策就可以避免。其實,改革開放以來,聽證制度已經在我國的一些政府部門出現,并且取得了很好效果和積極的社會反響。我們應當加緊修訂相關的程序性法律,對立法聽證、政策聽證和監督聽證的各個環節作出具有約束力的規定,進一步完善重大政策聽證制度,從制度上保證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 

  第四,反思和改進公共衛生政策評估制度 

  根據一定的標準,對政策效果進行科學的和客觀的評估,能夠及時發現問題,總結經驗,修正政策。我們現行的公共政策評價主要是部門內部人評價和上級評價。這種體制內的評價是必要的,但卻遠不是充分的。由上及下的政策指令停息與由下及上的政策效果信息不能走完全相同的渠道,這是政治學的一條公理。否則政策效果信息難免被扭曲,勢必會出現報喜不報憂、弄虛作假、欺上瞞下等現象。制定的政策完全由自身評估,很難得出正確的結論。這次疫情防控許多重要決策的效果,官方與民眾的評價常常存在截然不同的判斷,這表明,我們急需要改革完善公共衛生政策效果的評估制度,要加強第三方的專業評估。 

  第五,反思和改進公共衛生決策的責任制度 

  決策者必須對其作出的決策負責,而且這種責任必須由法律和制度加以規定。近年來,各級黨政機關都在積極推行各種形式的政治責任制,對這方面取得的成績和努力應予充分肯定。但必須指出,有些責任制其實不是很科學,要不沒有相應的責任追究制度;要不成為一種變相的承包責任制,如“一票否決制”。這次疫情中我們看到了兩種情況,一種是上級與下級、專家與學者之間競相“甩鍋”;一種是問題一出現,便迅速處理一長串官員。這說明,我們還沒有形成科學合理的公共衛生決策責任制度,存在著相當的隨意性,對失職者和盡職者都缺乏公正性,難以起到應有的作用。 

  總而言之,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不僅是對我國公共衛生治理體系的嚴峻考驗,也是對整個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嚴峻考驗。實事求是地說,我們的公共治理,包括公共衛生治理,在許多方面不要說離現代化還有相當長的距離,而且連起碼的正常化都談不上。這次疫情暴露的公共治理問題以及為之付出的難以估量的代價,既表明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專題研究的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大戰略意義,也表明我們在推進包括公共衛生治理在內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方面仍然面臨著不少極其重大的挑戰。 

       

  從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反思經濟社會體制安排 

  曹遠征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對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促使我們反思,重新審視經濟社會體制安排的問題。 

  第一,人類進入工業社會后疫情始終伴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這是因為工業聚集也是城市,城市因人口密集使疾病傳播更為容易,形成流行性疫情。隨著世界進入全球化時代,疫情也國際化了。疫情由此成為現代經濟社會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經濟越發達,這個現象越明顯。其實這次疫情的發病率就與各省經濟發達的程度呈正相關關系。與病共生,相互博弈成為常態。過去十幾年,SARS、禽流感、中東呼吸綜合癥,就是國際性疫情。不僅有這些新病種,而且傳統病種也有可能流行。傳染病是一個現代社會的伴隨者,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需要警鐘長鳴,常備不懈。傳染病防控要納入到一個正常的治理體系中,而不是作為應急事項,這是一個重要的理念。急時應對突發事件,其最高原則是不要出現全面的緊急狀態,尤其是全國性的緊急狀態。就傳染病而言,平時的防治是屬一位的。早發現,早處理,避免其發展疫情,尤其是全國性的疫情,這必須明確,從而使防治不僅僅是衛生系統的工作,而是社會治理體系的日常工作。 

  第二,這次疫情暴露了社會管理體制的一些短板。這些短板共同構成了社會管理體制過于僵硬。因此,從這些短板入手,深化改革,建立一個有彈性的管理體制就十分重要。 

  從長治久安的角度看,涉及公共衛生的基礎性短板需要持續性的補齊。流行病是人傳人的,因此人口流動性的控制最重要。這次疫情從武漢擴張到全國,反映的問題是農民工市民化的短板。由于農民工市民化程度低,農民工沒法定居城市,家庭不能團聚導致跨省流動量大且頻繁,所以很容易將疫情擴散到全國。為此,不得不采取強制性控制人口跨省流動措施。如果農民工市民化程度明顯提高,能夠定居化,那么跨省的人口流動就會減少,至少疫情也不會擴張到現在這種程度,復工復產也不會像現在這樣困難。因此,一定要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促使農民工定居化。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市民化可能是疫情防控的基礎性工作,需要高度重視。此外,社區、村鎮是社會治理體系的細胞組織。它既是支持社會功能運轉的基層,又是公共衛生的第一線。基層細胞能否良好運轉直接決定整個治理體系的狀態。昨天武漢市的一件事情(群眾在領導視察社區時揭批基層造假)暴露了基層細胞的缺陷。使人們認識到基層細胞組織改革的必要。其中的核心問題是人們一直在探討的:基層組織究竟是行政性組織還是自治性組織。從各國的經驗看,自治性具有彈性,反應最快。在傳染病面前,能較好地把基層的分級診療、家庭醫生的能力整合起來,在應對過程中不僅能做到早防治,而且在善后中較少出現后遺癥。這次抗擊新冠肺炎中的新加坡經驗值得重視。目前,在我國城市社區中有業主委員會,完善其治理結構,改善其治理能力,應成為社會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公共衛生系統的機制塑造問題。目前,公共衛生系統可分為兩個系統,專家系統和行政系統。這是兩個系統似乎是平行的,專家不能介入行政決策,專家僅是提供咨詢;行政負責決策,但由于行政不了解專業,會造成時機貽誤。這次武漢疫情最佳窗口期的錯失就暴露這一問題。如何形成專家介入決策的機制成為公共衛生系統改革的一個重點。與此同時,在公共衛生系統疾控中心與醫療機構之間的關系也需梳理。事實上,患者會到醫院就診,醫生是在發現疫情的第一線,第一時間上報十分重要。但是目前的情況是,疾控和醫療兩張皮。或許一個好的辦法是賦予基層醫療機構防疫的功能,通過全科醫生,簽約家庭醫生將這兩者結合起來。 

  第四,厘定中央和地方的事權關系。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因武漢防控系統疏漏引起的全國性蔓延。但從事后看來,更多是恐慌的蔓延。但各省無一例外地采用了最高響應機制,封路堵車,造成了人流物流的呆滯,給復工復產帶來了很多困難。這暴露了一個問題,在應對突發事件時,各級政府的權責是什么?需要立足于工業化、城市化、全國一個整體的現實,重新厘定中央和地方的事權關系,這成為行政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問題。在這方面,應當總結去年北方地區鼠疫和海南登革熱的防控經驗,剖析中央和地方關系上的處理,借鑒并形成制度。 

  總之,中國社會正在轉型,一方面城市化程度在提高,大城市、城市圈、城市帶正在形成;另一方面,服務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部分,占GDP56%,預示著后工業社會的來臨。這使我們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如何塑造與之相適應的有彈性的社會體制,而不能僅就公共衛生談公共衛生。事實上,SARS給我們帶來教訓就是公共衛生談公共衛生。講到“平戰結合”,我認為就物資和資源儲備而言,這是完全正確的。但就社會體制而言,“平戰結合”最重要的是平而不是在戰。也就是說,良好的社會體制能使預防的關口始終在前面,盡力避免進入戰時狀態,這才是有效的“平戰結合”體制。體現在公共衛生管理體制上一個重要的理念是在“平”字上下功夫,防止再次出現SARS危機17年后出現新冠肺炎的情形。 

  最后,隨著經濟社會轉型,過去的改革更重視經濟體制,現在需要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要求,深化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五位一體的體制改革,唯此,才能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人類社會已進入“病毒時代” 

  董克用 

  一、為什么說人類社會已進入“病毒時代” 

  病毒原本是醫學領域的概念,但是,在現代社會,這個概念已經擴展到醫學領域之外。我們大家都知道有計算機病毒、手機病毒,有描寫病毒的小說和電影,暗示著人類社會組織中也存在病毒。什么是病毒?各領域的定義不同,但是,其共同特點是長期潛伏、突然暴發。長期潛伏,就是說它早就存在了,無論是自然界已有的還是人造的,只不過不為大眾所知罷了。突然暴發,就是在某種條件成熟時,迅速以人類不熟悉的方式侵入人體、侵入組織,形成破壞力。 

  今天,我主要分析醫學領域公共衛生系統的病毒。我認為,今后公共衛生系統的病毒暴發可能不再是一個小概率事件,而很可能是人類與各種病毒長期共存的局面。事實上,非洲的埃博拉病毒、全球的艾滋病病毒、我們身邊的乙肝病毒一直沒有消失,自發現以來一直與人類共存。也有專家講,這次新冠病毒也可能成為一個長期存在的病毒,很難完全消滅。 

  為什么在公共衛生領域會這么頻繁地發生病毒暴發事件?我認為有三個原因。一是城市化。城市化造成人口的大規模聚集,如大都市圈,幾千萬的人聚焦在狹隘的空間中。所以,病毒非常容易傳播;二是現代交通實現了人口大規模的快速流動。高鐵、飛機、高速公路都提高了人口流動的速度。加上在全球化進程中,人口快速流動,病毒也在各國間傳播;三是氣候和環境變化。氣候變暖,冰川與凍土融化,不但有新發現的病毒,而且多年前的舊病毒都可能會再現。正因為有這三大原因,人類需要認識到:病毒將與人類長期共存。很有可能不是病毒越來越少,而是新病毒不斷涌現,病毒就在身邊。認清了這樣一個現象,就可以從公共管理角度分析問題。 

  二、病毒時代我們要充分發揮專業人士的作用 

  病毒特點是潛伏和暴發。面對這種潛伏深、暴發又快又兇的病毒,我們怎么辦?誰能把控?第一責任人是誰?專業人士非常重要。病毒暴發前期一定是專業人士發現問題,一定是看病的醫生發現病情,而不是行政機關。我們過去一直是習慣于行政權力凌駕于專業權威之上,凡事最后都要行政拍板。這種做法現在必須糾正,如果不糾正,我們不但今天會犯錯誤,以后我們還會犯同樣的錯誤。我們都知道,當計算機病毒發生的時候,我們是在等紅頭文件告訴我們有計算機病毒了嗎?不是的,是專業機構告訴我們某個文件有病毒,請不要打開。公共衛生事件也是這樣。就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來看,其實發現得很早,一線的醫生最早在201912月中旬就已經發現了問題,20201月初各層級已經上報。但是,大家都發現中間有兩個星期信息停頓了,結果錯失良機。所以,從過程看,我們缺的不是專業能力,而是沒有處理好行政權力和專業權威的關系,我們習慣于行政權力高于專業權威。非典之后設置了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但是,并沒有賦予它完成職責的職能。專業的職能總是被行政權力所駕馭,這是錯誤的,在病毒時代必須改變這種錯誤做法,如果這種情況不改變,今后我們肯定還會犯同樣的錯誤。如果我們這次再不好好總結,今后難免重蹈覆轍。“病毒時代”的特點要求我們必須改變行政權力凌駕于專業權威之上的做法,要給專業機構、專業權威、專業人士以相應的職能和職權。 

  三、病毒時代要完善政府治理體制 

  事實表明,這次疫情暴發后政府的應對還是很有力的。但是我們在應對方面依然有很多問題,這里主要講兩個方面:一個是短期應急預警角度看有什么問題,一個是長期預防角度看有什么問題。 

  從短期應急預警角度看,要處理好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問題。公共衛生領域病毒的暴發一定是在某一個點暴發,全國同時暴發的可能性非常之小,H1N1也不是在全國同時暴發的。那么,是不是在某一地區暴發的時候,要等全國統一指令來行動呢,這需要反思。因為,如果等全國統一命令,首先,時間上可能會延誤。因為讓全國做一個統一的決定,一層層傳遞決策,可能兩周都決定不下來。其次,全國性決策的難度太大,因為涉及的面太廣,影響面太大,所以,決策難度太大。因此,在“病毒時代”,應當把公共衛生的應急預警權力下放,要壓實省級政府的作用。在“病毒時代”,在公共衛生領域,權力要下放,靠金字塔型的指揮模式是不行的。 

  此外,在公共衛生領域,政府在長期預防上的作用更重要。比如,改變傳統的中餐就餐方式,提倡中餐西式吃法,即分餐制。 

  總之,人類社會已經進入“病毒時代”,人類與病毒將長期共存。在這種情況下,第一,要發揮專業人士的作用,不要讓行政權力凌駕于專業權威之上。第二,要改革政府治理體系,應急預警權力要下放。第三,政府還要注重公共衛生領域的長期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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